抗战时期南方局与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关系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其使命是：代表中共中央协调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领导南方各省区党的工作——因此，南方局的工作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但在相关研究中，关于南方局协调两党联合抗日、巩固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较多，而有关南方局如何领导所属省区党的工作的成果较少；甚至还存在“南方局与地方党组织没有联系”的不准确说法。本文拟就南方局与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关系做一初步梳理。

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重建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特别是在追随蒋介石反共的刘湘的统治下，四川陷入空前的白色恐怖中。1930年，刘湘在重庆建立了第21军特务委员会，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同时，也由于当时的四川共产党人缺乏地下斗争经验，四川省党的组织迭遭破坏。1932年9月，江巴中心县委遭破坏后，重庆地区党员人数大大减少，组织缩小，省委多次从外地派人来渝恢复重庆及川东地区党组织，也都没有成功。到1935年5月，重庆地方各级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

尽管如此，重庆各界爱国进步人士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在重庆地区也坚持开展有组织的活动。

1936年6月，在从苏区脱险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漆鲁鱼的倡导下，重庆各界救国会在黄家垭口漆鲁鱼的寓所成立。在当时重庆没有党组织的情况下，重庆救国会担负起了领导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责任。8月，曾受中共上海特科派遣到四川从事情报工作的张曙时在向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汇报情况后，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从延安返回四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谨慎地着手四川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这时，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张曙时的注意。

同年9月，张曙时在成都吸收重庆进步青年刘传茀为中共党员，并听取了刘传茀对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介绍，较全面地了解了以漆鲁鱼为首的重庆救国会的情况及人员构成，认为重庆救国会为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张曙时决定，以重庆救国会领导骨干为基础，重建重庆地区党的组织。

193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确定的“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的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白区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的精神，张曙时、罗世文在对漆鲁鱼等人进行审查后，恢复了漆鲁鱼、杜延庆、何实嗣、郝威（罗清）、黄亦人等几个失掉党的关系的党员党籍，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这是自1935年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被破坏后恢复重建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局，统一领导包括四川在内的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运动。长江局成立后，迅速领导所辖省区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在重庆，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1937年底，经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工作委员会”（简称“重庆市工委”），漆鲁鱼任工委书记，杜延庆为组织委员，郝威为宣传委员。重庆市工委的成立，标志着大革命失败以来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

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历史沿革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系

1937年11月，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6人由延安回川，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组织。1938年1月，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四川省工委”）正式成立。根据中央决定，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为组织部部长，张曙时分管统战。刚成立时，四川省工委直属中共中央，1938年2月转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

四川省工委成立后，下辖川北、重庆、成都、川南工委，自贡、宜宾、嘉定（乐山）、泸县中心县委或特支和13个县特支或县委。1938年5月，省工委根据罗世文传达的长江局决定，将重庆市工委改为重庆市委。6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式成立，廖志高任市委书记，漆鲁鱼任宣传部部长，杨述任组织部部长。此后直到川东特委成立，重庆市委组织人事变动不大。

1938年11月初，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四川省委事宜。时值王明、林伯渠、吴玉章等从重庆回延安路经成都，提议不成立四川省委，分别成立川西（次年因西康建省改为“川康”，包括成都及川西、川北、川南和西康）和川东（包括重庆及川东一带的专县，如万县、涪陵，还有泸州、宜宾等数十县）两个特委，分属长江局领导。11月下旬，廖志高就四川省工委扩大会议精神向长江局作了汇报。长江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廖志高兼任特委书记，特委组织部部长李应吉（宋林），宣传部部长漆鲁鱼，工运部部长王亦清，青委书记杨述，妇委书记陈奇雪，秘书长李维。中共川东特委在重庆成立后，直属长江局领导。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川东特委遂由南方局领导。

川东特委统一领导川东地区党的组织，下属组织除重庆市委外，还有巴县、北碚（后称合川）、万县、丰（都）石（柱）、大竹（后称梁大）、泸县、宜宾、南充中心县委和相当于中心县委的涪（陵）长（寿）忠（县）丰（都）石（柱）5县工委，以及40多个县（区）委（县工委、县特支）。川东特委贯彻省工委扩大会议决定，把发展与巩固相结合，党员人数继续发展，到1939年10月，川东特委所属党员约3600人，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

1943年8月，中央决定廖志高调回南方局，待机返回延安。9月，川东特委撤销，在重庆分别成立上川东特委（书记孙敬文）和下川东特委（书记曾惇），仍属南方局领导。从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上川东特委下辖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合川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下川东特委下辖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周明波）、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

1944年3月，上、下川东特委撤销，到1946年4月，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重庆市委、巴县中心县委、万县中心县委、酉秀黔彭地区党组织等）直接归南方局领导。

194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南方局留在重庆的同志成立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员会（对内称为四川工委或叫南京局重庆分局），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属南京局领导（南方局东迁后改为南京局）。四川省委实际上是继南方局之后中央派驻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全面领导四川、西康、云南、贵州4省和《新华日报》的工作。

1947年2月底，国民党当局彻底堵死和平大门，悍然下令南京、上海、重庆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中共代表于3月5日前撤退。不久，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离，返回延安。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系统关系

从1938年初四川省工委成立，到1947年3月公开的四川省委撤离重庆的9年多时间里，南方局及其前后的长江局、南京局直接领导包括重庆地区在内的南方十省区党组织，其组织系统多有变动（如下页图表所示）。

如图可见，中共重庆地方组织从恢复重建起，一直在南方局及其前后的长江局、南京局领导之下。1940年6月，为加强对西南地区党的领导，南方局决定成立西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工委”），直属南方局领导，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为西南工委委员。1944年3月到1946年4月，川东地区的市、县党组织曾直接受南方局领导。

图一：中共南方局局机关暨所属各部、外派机构、各省组织系统示意图

图二

1943.8-1944.3南方局领导下的川东特委组织系统示意图

图三：1944年3月至1946年4月南方局直接领导川东地区党组织组织系统示意图

图四：1946年4月至1947年3月南京局领导下的四川省委组织系统示意图

【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后加上 新华日报】

图五：1940年秋至1942年春南方局领导下的西南工作委员会组织系统示意图

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领导

（一）南方局对所辖省市的常规领导方式。

虽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事实上达成合作，但蒋介石并未真正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因此，中共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组织和党员仍得不到合法保护。到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共产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由此，南方局对所辖省区的领导也仍然是秘密的，各省党的工作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其常规领导方式有：

一是各省委、特委负责人亲自到红岩村接受南方局指示和汇报工作，一年最多去三四次，少则一年一次。廖志高回忆：“我第一次回南方局听传达‘隐蔽精干’的方针，是在红岩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内，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传达的。在场的还有董老、孔原等。讨论过几次都在晚上，有的天一直讨论到天明。”二是由南方局派交通员送去有关指示或接受省委、特委的工作报告。川东特委虽然与南方局同在重庆，也严格遵守上述组织纪律。

（二）南方局对川东特委的直接领导和帮助。

由于南方局驻重庆，川东特委的许多工作得到了南方局的直接领导和帮助。

在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中，川东特委得到南方局的直接领导和帮助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统区形势逆转。5、6月间，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杨述和特委组织部干部相继被捕。鉴于形势的严峻，10月，川东特委在重庆市中心柑子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南方局代理书记博古亲自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南方局指示，着重讨论巩固党的问题，决定川东党组织立即转入巩固党的工作，并拟定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和工作方法。会议决定：一、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必须严格分开；二、立即着手审查干部；三、切实改变干部中的“救亡作风”。经过整顿，川东特委所属党组织党员人数由原来的3500人减为2900多人。

1940年7月，南方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听取了廖志高对川东特委工作的汇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凯丰出席，邓颖超、孔原和刘晓参加。孔原、博古、叶剑英、邓颖超作了发言，对川东地区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央“十六字方针”，适应当前严酷斗争形势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周恩来作总结讲话，他肯定了川东工作的成绩，也指出特委工作的缺点，认为川东特委对特殊形式把握不够，强调要长期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上层统战与下层群众工作“要分开”。其中还特别提到武装工作不是川东特委的重要任务。

1941年初，南方局再次指示川东特委，抓紧巩固党，迅速疏散暴露的党员。1941年秋，南方局检查川东特委的工作并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怎样进一步巩固党的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孔原、钱瑛等同志，会议总的精神仍然是关于贯彻执行“十六字方针”的问题，确定了一系列隐蔽力量的办法。

在撤退有被捕危险的党员时，川东特委将不少干部先送往南方局，随后再转送到延安。根据1943年的统计，1940年到1943年转送到延安的川东地区党的干部达700人。川东特委在对新党员进行教育时，长江局和南方局也曾直接举办训练班，为川东特委训练了一些同志。

“据点”是“皖南事变”后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周恩来和南方局青委十分关心并直接领导重庆地区“据点”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重庆地区社会政治环境更加恶劣，南方局将地方党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学生青年与职业青年上去”，并在实践中创造了“据点”这种秘密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以联系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

由于南方局驻地重庆，重庆的“据点”直接在南方局青委领导下开展工作，而其他省区“据点”工作则由当地党组织领导。“据点”遇有重要问题，青年组组长刘光还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并接受指示。周恩来对重庆“据点”工作十分关注，亲自给予指导，并将情况及时电告中共中央青委。1942年5月25日，他致电中共中央青委报告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电文说：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150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的青年），已建立“据点”4个。除最近于重庆各大学外，复旦、朝阳、中华教育社、教育学院、艺专等均有“据点”，中大、朝大调查研究已初步完成。这种“据点”是三五人组成的不定形小组，以学习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并做调查研究与通讯工作。今后工作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关系，同时利用学生暑假来渝同学进行外地学校调查，经过回乡同学作农村调查，对留校学生进行启发教育。

1943年4月，周恩来又在南方局青年组《一九四二年度工作》的报告上作了多处眉批，主要内容是：建立“据点”，顺其自然为好；“据点”不能超过五人，多则亦须分开；应建立模范“据点”、分散“据点”、平行“据点”，应加紧职业青年工作；向中层发展，要有计划地提高现有青年朋友的觉悟；经过较长时间联系的青年要求入党，可将其申请书与履历书收入登记，并报延安中央青委，但加入则不必；要创造新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对青年的教育要有各方面的知识；《青年生活》要联系青年现实问题表示态度，也要有思想斗争文章。眉批中还批评了工作中的某些关门现象，指示今后的青年工作应“从巩固中发展并深入”。

1942年夏末秋初，由南方局青年组刘光主持，在红岩村举办了人数不多的学习会，主要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献。1943年9月、1944年初、1945年初，青年组先后三次召开学习交流会，学习革命理论和政策，总结交流工作经验。

南方局把青年中的“据点”变成了为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后来输送了大量干部到中原解放区、张家口解放区以及延安等地。

南方局与川东特委在组织关系上有交叉

南方局青委（后为青年组）是南方局内部的主要机构之一。第一任书记蒋南翔，副书记刘光。委员有何礼、杨述、郑代巩、袁汝镛。其中，杨述同时兼任川东特委青委书记。

1940年，中央决定增补廖志高为南方局委员，同时决定成立西南工委，担任川东特委书记的廖志高亦为西南工委委员。

因此，南方局与川东特委在组织关系上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对川东特委的领导比对其他省区更为直接。

南方局与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工作分野

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南方局与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职责和工作范围有着明显的分野。廖志高回忆，南方局的主要任务有两方面：一是统战工作；一是领导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统战工作主要靠南方局的同志，高层人士由周恩来、董必武亲自做。其次，军事方面的是叶剑英，经济方面是许涤新，文化方面是徐冰等。地下党的工作，主要侧重在中下层群众工作。南方局一般不管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不和地下党发生关系，同时，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也不轻易到办事处去，一般不和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接触。有事请示报告，只能通过一定的交通渠道单线进行。

从南方局成立的使命和在重庆八年的实践看，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其工作任务包括：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协调两党两军合作抗日事宜，开展对国民党内民主派的统战工作，巩固和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团结中间力量（包括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人士和海外侨胞），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促进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配合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游击斗争，指导建立和发展南方人民游击武装，开辟敌后根据地，并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爱国将领的统战工作；与在渝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交往，宣传中共政治主张和实践以及我党抗战实绩，揭露国民党反共行径，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扩大国际统一战线；领导南方10省区党的工作，并通过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险恶的社会环境下，领导南方各省加强党的建设，以适应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由此可见，南方局所涉及的工作层面是关系整个抗战大局、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顶层层面，其涉及的工作广度涵盖两党两军、国内国际。

而作为地方党组织，抗战时期川东地区党组织在南方局领导下的主要实践，一是开展中下层群众运动；二是贯彻执行“十六字方针”，隐蔽党的力量，加强党的建设。1938-1939年，川东地区党组织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随后，遵照中央关于整顿党的组织的指示精神，进行组织的整顿和巩固。1939-1940年，领导开展以声讨汪精卫和一切汉奸为主的讨汪批汪运动；同时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原则，领导重庆工人进行了一系列改善生活的斗争，主要有：处理天府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微薪报务员”要求加薪的请愿、川江海员加薪斗争等。这些斗争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同时，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保证了抗战生产，为抗战作出了贡献和牺牲。1939-1944年，随着国统区形势日益严峻，加强了对党的“十六字方针”的贯彻。1941年4月15日-5月22日，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会议，总结检查各方面的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十六字方针”。此后，川东地区党组织贯彻“三勤”“三化”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党的组织全面转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