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向中国文化传统温情致敬
刘梦溪：向中国文化传统温情致敬
文化
文/隐虹
图/网络
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刘梦溪先生在他的书房。资料图
文化学者刘梦溪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的解读。多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传统文化价值在当下社会生根发芽。他认为，“六经”义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属于全体中国人，所以在大中小学校要开设国学课，“这个教育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会很慢，可能要几百年，百年树人”。
现年76岁的刘梦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早年专注于古典文学和红学研究，近30多年集中于一些文化典范人物的研究，先是研究钱锺书，后来又转向陈寅恪和王国维，近年又着迷于马一浮。学者丁东回忆道：“刘梦溪先生成名很早，大学时代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了整版论文，成为青年红学家。刘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转入‘陈王之学’(陈寅恪和王国维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选择。所以说，到现在又过去了这么多年，大家还是感到刘梦溪先生是学术重镇。”
↑陈氏一门(左图为陈宝箴，中图为陈三立，右图为陈寅恪)。资料图
前不久，刘梦溪的三卷本著作《学术与传统》在北京举行出版座谈会，多位学者对刘梦溪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陈寅恪、钱锺书、王国维、马一浮等人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评论和分析。
思想史学者、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吴光对《学术与传统》评价道：“我有三点赞同，第一点，就是刘梦溪先生对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基本精神作了一个高度概括，而且是颇具创意的论述；第二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和未来的走向作了深刻分析和乐观展望；第三点，刘梦溪先生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陈三立这些文化典范的个人研究，揭示出传统学术文化的特点、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这方面我觉得他确实写得相当深刻。”
在出版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法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梁治平等都对刘梦溪先生的学术贡献以及治学和为人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考证出陈三立“倒后复帝”
杨天石：刘梦溪先生的专长是研究传统文化，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文化史，我只从近代政治史这个侧面谈一谈刘梦溪先生所做的贡献。
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人都知道，近代史上有一个大的政治事件叫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时，有一个很活跃的政治人物，就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的老所长范文澜先生曾在他的著作里经过，戊戌变法时，湖南是朝气蓬勃的一个省，是最活跃的一个省。
戊戌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对于陈宝箴处分是永远革职、永不续用。陈宝箴的去世时间是1900年7月22日，地点是在江西南昌的西山。陈宝箴先生的公子陈三立给陈宝箴写了一个传记，关于他父亲的死，他写了两句话，“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意思是突然生了一个小毛病去世。
儿子给父亲写传记，当然是真实可靠的，没有记错的可能，也没有说假话的可能。所以，多年以来我们一直相信陈三立的话，觉得陈宝箴是身体得了小毛病去世的。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陈三立在其他场合回忆他父亲的时候，用词用语都很沉痛、很激昂、很悲哀，显得陈宝箴不大像是生了小毛病去世的。
1983年，《文史资料选集》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一位作者回忆他自己的父亲当年曾经带着病跟江西巡抚松寿到南昌西山陈宝箴的住所，“宣太后懿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匍匐拜受了这个诏书，然后自缢。所以，陈三立写他父亲死亡的原因和这位作者的记载有矛盾，而且矛盾很大。到底谁讲的是真话？
刘梦溪先生采取我们中国传统考据学的方法，以诗正史，用陈三立的诗来研究陈宝箴死的原因。刘梦溪先生研究发现，陈三立写陈宝箴的诗文里讲到赵氏孤儿、羽林孤儿的典故，考证文史材料是可靠的，陈宝箴不是病死的，而是西太后下的懿旨让他自尽。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西太后给过陈宝箴处分了，为什么到1900年又突然加重处分，让陈宝箴自杀？
刘梦溪先生仔细研究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那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环境，揭露了西太后为什么在一两年之后要赐陈宝箴自尽。1998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把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集》翻过，但没有从陈三立的诗里面找到陈宝箴死亡的原因，刘梦溪先生发现了。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匆匆忙忙逃难到西安。东南地区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些地方巡抚，发起东南互保运动，自己保自己。这个过程中，陈三立曾经有一个计划，要把光绪皇帝从陕西接到南方，然后强迫西太后把政权交还给光绪皇帝。
刘梦溪先生在《学术与传统》里面给这个事情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倒后复帝”，推倒西太后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这件事情是过去的人们不知道的，我在相当长的时期研究戊戌变法，我也不知道。刘梦溪先生挖掘了这个史料，把前人所不知道的政治命题揭示出来。
刘梦溪先生发现了陈宝箴之死因、陈三立“倒后复帝”活动的著作发表了多年，他的好几篇文章都讲过这个问题，但是很遗憾，我们近代史学界到现在为止，大部分学者不知道这个事情。社科院近代史所曾经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集中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好多精英，经过多年的写作而成的。我前两天把《中国近代通史》调出来翻阅，结果很失望，这本书根本没有提到这两件事情。
所以，我说刘梦溪先生研究的范围很广，仅仅在近代政治史的小侧面就做出了大贡献。
国学最后必须落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陈平原：我和刘梦溪先生交往主要是1990年以后，我跟王守常、汪晖办《学人》，刘梦溪先生办《中国文化》，我们之间有很多合作，但是也有很多竞争。我们《学人》做了15年就停了，刘先生的《中国文化》做了28年还在继续，今天《中国文化》还在发挥作用，我觉得还能继续下去。
刘梦溪先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时候，我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跟他对话，中间也有抗争，但是大体上合作很愉快，而且那套书出来我认为很好，唯一一个不太高兴的地方是刘先生的序言100多页，实在太长了。
学者陈越光说得有道理，刘梦溪先生年纪介于上一代人学人和下一代人学人之间，他比我们大，但是又比庞朴小，在老先生里面他是年轻人，所以他能跟我们下一代人有比较多的交往，而且也愿意跟我们打交道，这一点很好。
当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出版以后，学者李慎之有一个批评。他说，这哪叫现代学术，现代学术科学哪里去了，因为现代学术最关键的是科学进来了，科学观念、科学思想、科学模式，在这里面没有了；第二，社会科学在哪里，法学、经济学呢？现代学术不仅仅是人文。
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人的精力有限，要把天文学、物理学、数学都放在里面讨论肯定有困难。当初我们觉得李慎之先生有点意气，他是一个很好的、充满战斗力的论辩对手，他有很强烈的论辩欲望，而且有这个能力，能提很多问题。
就学术而言，我同意陈越光说的，刘梦溪先生是上一代学人，他和上一代人交往，文风比较接近，下一代学人从我开始以及比我更年轻的就有了区别。我们都是学院体制培养出来的，我们拿博士学位，然后走向学术研究，我们写文章都有一种博士论文的气和体在里面，我们是为写作而读书。
刘梦溪先生基本上保持上一代人的趣味，因为读书憋不住才写作，他们引证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刘梦溪先生的论文引证，按照今天大学博士论文的要求来说数量太少了，可是引证太少有它的意义。我现在特别担心博士论文，因为有数据库，每句话几乎都注，每句话下面都有一大堆的参考文献。
我曾强调今天博士论文的伪博学，表面上我们引了一大堆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跟一大堆没有意义的人在对话，引了一大堆没有意义的文章，而刘梦溪先生则力图跟有意义的人对话。我觉得这是老一辈学者读书的经验，是读书而不是查书。
刘梦溪先生大体上以考辩出思想，以考辩出文章。他写的好文章都是小的东西不断往后推，最后得出比较有意义的结论。这一点跟我们受西方博士论文影响写出来的文章不一样。
刘梦溪先生的研究不受时流、时尚的影响，不受日常话语和问题的影响。很多人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刘梦溪先生基本上不介入社会科学，对这种研究路径怎么看？我记得唐德刚写《胡适口述自传》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胡适已经很好了，到了《说儒》那篇文章，已经逐渐进入社会科学了，可是他还是外行。对于很多在西方受教育的人来说，一个做人文学科研究的人，完全不接触社会科学是一个很大毛病。
如果说“二战”以后美国的汉学界，还有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写研究论文，多多少少受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影响，那么刘梦溪先生则基本上固守了传统人文的趣味、立场和方法。他接续传统，开创新支。
刘梦溪先生谈经典、谈国学，会谈到“六经”，这是他从马一浮那里一直走过来的。在我看来，国学不仅在先秦经典里面，国学也在日常生活的礼仪里面。我的家乡潮汕，那里比较偏僻，中原各种礼仪传到那里积淀下来，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发挥作用。我想说，国学最后必须落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另外，国学必须活在当下。我们谈国学除了跟孔孟对话，必须跟晚清已降在中西对话中不断挣扎前进的传统对话。
我们一说传统往往就从孔孟说起，但是，晚清以降到今天170多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传统。这个传统里面有各种声音存在，既有古代中国的声音，也有现代中国的挣扎，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包括反传统的声音。传统必须包含反传统，没有反传统声音存在的传统，难有自省能力和自我批判的意识。
传统和反传统是两个轮子，我们为什么谈“五四”新文化，把陈独秀、胡适和林纡、弘一放在一起谈，林纡、弘一也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部分。对于某一种具体路径认定和方法的确认因人而异，可以正也可以反，把正和反合在一起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筋骨，如果不是的话，只谈一种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梁治平：因为是刘梦溪先生的同事，所以我非常有幸地见证、目睹了刘梦溪先生这几十年思想的变化，包括每一个关节点重要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刘梦溪先生真是让人觉得有一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经常让我们文化研究所的同仁们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我觉得刘梦溪先生读书不是有了一个框架，为了一个题目找材料，也不是比较散慢、很自由的阅读。其实他是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他发现了某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吸引他去读书。
他最早读了陈寅恪，在研究过程中，他就把这个研究扩展到整个陈氏家族，这可能有内在领悟和逻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不断地把研究范围扩大，这需要读很多书。所以，最后他不断地循着这个路子向前走，一直到最后，包括陈学(陈寅恪)、王学(王国维)、马学(马一浮)，又从近代走到宋学，从宋学到汉学，进入先秦，这样一个思想脉络在这几十年当中发展起来，我想他读书其实就是寻着问题，寻着问题的逻辑不断地在走。
刘梦溪先生研究有一个特点，他研究的对象是人物和思想，他自己也在试图通过这种研究和对话，探索出一些答案，贡献出思考的结果给大家。
刘梦溪先生自己，他看这些人物的思想、学问、成就，他深入到他们的精神领域，非常自觉或者下意识地传承这种精神。他经常讲到几句话，比如，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那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有钱锺书讲的“学问没有中西”，这些变成了他自己特别重要的思想，成了立身之道，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世界观。
刘梦溪先生作为特定历史环境里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学养，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比如，对社会科学涉入不深，但是非常开放，而且刘梦溪特别强调的是，学问的“共”，就是跨越中西的部分，他认为“共”比“异”更重要。这是从一种对前贤、对人物精神把握后产生的认同。
刘梦溪先生把这个精神变成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所以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文化如何传承，其实最根本是在人物。因为文化传承通过人来承担，文化价值由人承担，就是人来弘道。刘梦溪先生在这些人身上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在这些价值中找到了一种榜样。所以，他自己也会体现这种精神。
非常重要是，刘梦溪先生一个人当然不能完成文化传承的工作，这需要一代人、几代人。所以，怎么通过人来传承文化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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